今天国内新闻:南渡西渐:长江移民的水与火之歌

    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

    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,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,但是数千年来,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。从“永嘉南渡”到“靖康南渡”,从“江西填湖广”到“湖广填四川”,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,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,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。

    “衣冠南渡”

    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,狭窄幽静,历史悠久,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。诗人刘禹锡所说的“旧时王谢”,指的是晋代王、谢两个豪门大族,两家不仅出了王导、谢安等名臣能相,更有王羲之、谢灵运等文化巨擘。这两大家族,便是西晋末年“永嘉南渡”的移民。

    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,好景不长,前有“八王之乱”,后有“五胡乱华”,加之灾荒并起,“人多饥乏,更相鬻卖,奔迸流移,不可胜数”。永嘉五年(公元311年),都城洛阳沦陷,晋怀帝司马炽被俘,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,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,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,十分惨烈,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
    “永嘉之乱”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,中原世族大批南渡,百姓也跟着逃亡,形成了声势浩大的“衣冠南渡”之潮。“衣冠”即指中原文明,“衣冠南渡”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。“衣冠南渡”的人口,据历史学家的估算,约有90万。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、汉水南下,涌入江淮、两湖之地,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。

    公元317年,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,在建康(今南京市)称帝,建立东晋王朝。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,自东晋至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,都城均在南京,史称“六朝”。

    第二次大规模的“南渡”发生在中唐时期,即“安史之乱”之后。在一些史学家看来,“安史之乱”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。此前,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;此后,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。

    “安史之乱”发生后,中原士民为避战祸,纷纷举家南迁。李白在《永王东巡歌》中这样描绘:“三川北虏乱如麻,四海南奔似永嘉。”史籍中也记述:“天下衣冠士庶,避地东吴,永嘉南迁,未盛于此。”可见,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北人南迁,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。

    这次的移民潮,移入地不仅有江淮、江汉,还有川蜀之地。唐玄宗避祸入蜀,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。四川是天府之国,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,又相对安稳,许多北人入川之后,就定居下来。

    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“安史之乱”而转移,长安城依然是都城,但是这一次的“南渡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,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。

    “靖康之难”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“南渡”移民。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,金兵攻破宋都汴京,次年二月掳徽、钦二帝北返,北宋王朝覆亡。赵构称帝,建立南宋政权,随着金兵南下,被迫南迁,最终定都临安(今杭州市)。

    正如朱熹所述:“靖康之乱,中原涂炭。衣冠人物,萃于东南。”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,“高宗南渡,民之从者如归市”“中原士民,扶携南渡,不知其几千万人”。

    “靖康之难”后的迁徙大潮,似乎规模更为庞大,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。时人记述“江、浙、湖、湘、闽、广,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”,长江流域自西至东,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,甚至福建、广东等地,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。

    宋室南移,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,四方士民商贾辐辏,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。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。

    从“江西填湖广”到“湖广填四川”

    有南北交汇,也有东西交融。自秦汉至宋元时期,北民南迁成为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基本特征。而自元代以后,移民的潮流有了新的动向,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、四川内地移民突出,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都是著名的西迁运动,加速了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平衡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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